首先，文化部以「社會一直有急迫的聲音」云云，一方面淡化潑漆事件所激化的社會對立，另一方面強化官方推動轉型正義的需要性與迫切性。但，文化部聽得見「急迫轉型」的聲音，聽不見「事緩則圓」的聲音；聽得進「反對中正紀念堂」的聲音，聽不進「贊成中正紀念堂」的聲音。明明社會對話尚在進行、不同的意見仍在激盪、如何轉型的共識仍在形成，卻有股「急迫的聲音」強大到能壓制文化部，使文化部聽得見他們，卻聽不見別人。可見，文化部不願面對的真相，便是它選擇了偏聽，卻不承認它偏聽。
其次，文化部推動的「社會討論」無效。去年12月至今年3月，文化部舉辦7場近150人參與的「願景工作坊」，但潑漆事件賞了文化部一記耳光；與其花時間交換意見、提出願景，不如直接瞄準建築建物和蔣介石銅像狠狠地砸紅漆，更能反映出轉型的急迫，更能引起社會關注、政府重視。果然，文化部聽見了「急迫的聲音」，一邊附和一邊打算加快腳步修法、社會討論。但，果真那麼急，又何必在8月北中南東加開5場「願景工作坊」，浪費時間去「社會討論」？過去的7場不夠嗎？如果不夠，未來的5場便夠了？文化部不願面對的真相，便是過去7場的「社會討論」，無法令不同立場的各方有更多的理解與包容，依然有人藉由潑漆式的破壞行動，來洩憤，來表達不滿。它無法讓原本充斥的社會對立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社會討論」漸漸改善，漸漸化解與弭平。討論了半天，潑漆依舊，對立依舊；再多的願景工作坊，只能各說各話，時間一到散會。
再者，促轉會在此次潑漆事件後發表聲明，除了呼應文化部的「急迫說」而認定「正因為台灣轉型正義的工程長期延宕」才導致類似事件發生，更提出了解決方向：
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一項，負有「清除威權象徵」的任務。而中正紀念堂的「威權象徵」符碼，體現在銅像、堂體、組織法之中；其中，「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正是威權象徵的法律護具，銅像、堂體、儀式、意識型態再生產，都賴此而生。本會正與文化部積極溝通合作，加強社會對話，從法律層面解構這套護具，未來更將落實在具體的園區空間處置。本會將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儘速向行政院長及社會大眾提出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方向，以落實「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及記取侵害人權事件之歷史教訓」的精神。
換言之，促轉會打算解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這套「法律護具」──修法或廢法──讓象徵威權的中正紀念堂走入歷史，更要「落實在具體的園區空間處置」。
試問，讀了以上促轉會的聲明，文化部的「社會討論」還要討論什麼？預備在接下來的「願景工作坊」表達意見的參與者，你們還要討論什麼？大權在握的促轉會，連轉型的方向都有了！主張保存「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這套「法律護具」的人，你們還有發言的空間嗎？文化部沒說出的真相是，促轉會最大！一切促轉會說了算！促轉會可接納更可推翻「社會討論」出的成果(如果有的話)，決定權在它！一旦它做成了決定(如上述的聲明)，那麼未來的「社會討論」僅徒具形式，把行程走完、便當吃完而已；至少，那些反對修改「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而主張應保留中正紀念堂的人，可以不用來了。
這就是蔡政府、文化部、促轉會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的自由、民主、多元？
最後，本站一再呼籲，轉型正義非做不可，但絕不可雙重標準，辦藍不辦綠，辦蔣不辦日；蔣介石的威權統治應當處理，日本人的威權統治也須檢討，一旦標準不一，僅針對某黨、某人而忽略其他黨、其他人所做之不義，那麼轉型正義不僅無助於族群和解，反會激化社會對立。但，蔡政府兩年來以「完全執政」之強勢，左右了轉型正義的推動，將轉型正義的對象鎖定了政敵國民黨，傾全黨之力通過「促轉條例」，將威權統治時期限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將轉型正義的歷史任務，針對性地指向了國民黨和兩蔣；將轉型正義應帶動的社會討論，限縮於中正紀念堂，彷彿終結了中正紀念堂，轉型正義便大功告成了。過去7場、未來5場的「社會討論」，不都在官方規劃與時程下，僅僅討論中正紀念堂嗎？在這麼多值得關注的轉型正義議題中，鄭麗君主政下的文化部從北到南大費周章地舉辦十幾場針對中正紀念堂的「社會討論」，用意還不明顯嗎？
蔡政府的轉型正義，針對性太明顯了！針對兩蔣威權、針對中正紀念堂，將轉型正義限縮於執政黨制訂的法律及法律下的定義，將轉型正義的執行工作交給那個繞不出執政黨意志與遊戲規則的促轉會，對外卻宣稱中立。轉型正義，在執政黨的操作下，非但無法落實正義，反而轉型為新型的不義，正腐蝕著社會與良知。
這是文化部不願說出的真相！
鄭麗君說轉型正義是「超越族群、黨派及統獨，是要找回公義的人權價值重建工程」。在看透文化部不願面對和說出的真相之後，這句話何其諷刺！去問問台灣有多少人相信目前的轉型正義是超越族群、黨派及統獨的！上任以來說了這麼多漂亮話但其實是幹話的鄭麗君真該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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